我们以前介绍过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提出的“空心病”。

(资料图)

徐凯文是执业精神科医生，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还曾担任北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教授。2016年11月，他公布了一组调查数据：

在北京大学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30.4%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有40.4%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

这组数据令人震惊。徐凯文教授也因此提出了“空心病”，认为这是一种“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即明明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创伤，生活和个人条件优越，但内心却无比空洞、迷茫、压抑。

最近，徐凯文教授应邀到海淀区某家庭教育讲坛进行演讲，对目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况发表了观点。

演讲稿全文：《北大精神科医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恐怕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可自行搜索查阅）

今天，我想就徐凯文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部分问题进行分析，谈谈我的看法，希望能帮助读者们了解多元化的声音，“兼听则明”。

01、青少年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是社会的错？

徐凯文教授说，目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情况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他引用了3组2021年的调查数据，展示了青少年岌岌可危的精神心理问题：

中科院心理所进行的国民健康心理调查显示，中学生抑郁检出率为24.6%，四分之一的孩子有抑郁症状。

国家卫健委做的流行病学调查，青少年心理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17.5%。

南京脑科医院做的研究显示，全国中学生非自杀性自我伤害的发生率高达27%。

对于第一个数据，徐凯文教授在演讲稿中（上面的链接），他说“中学生抑郁症的检出率为24.7%”，不知道这是他口误，还是那个公众号的小编写错了。

因为，徐凯文教授是一名精神科大夫，理论上，他不可能不知道“抑郁检出率≠抑郁症”。所谓的“抑郁检出率”，指的是有过“抑郁情绪”或“抑郁状态”，而不是抑郁症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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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情绪”是几乎每一个人都体验过的、或者都会体验到的正常情绪，也可以理解为“抑郁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较大、或者较多的困难、挫折及打击时，就有可能出现抑郁情绪，表现为低沉、不爱说话、容易唉声叹气和哭。用网络语言来说，就是“emo”了，这不等同于抑郁症。

再加上，在中科院心理所进行的国民健康心理调查中，其很可能采取的是问卷调查，并没有经过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所以更不能将其视作抑郁症的检出率。

对于第二个数据，有的人可能也有误解。很多人觉得17.5%的青少年有心理障碍，这个数据真的太高了，并忍不住感叹：现在儿童、青少年怎么这么“脆弱”，动不动就心理出问题呢？

且不说这个认知存在的偏颇之处，其实，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精神障碍患病率也达到了17.5%。虽然时点患病率和患病率的统计方式有区别，但整体相差不会太大。

当然，我上面的观点并不是说现在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不严重。这个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只不过，我希望专家、教授们引用数据时，要作出更理性、客观的解释，不然很容易引起大众的误解、家长的过度焦虑。

另外，让我觉得更加不妥的是，当徐凯文教授谈到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时，他打了一个比方：

当一个池塘里的水出了问题，池塘里的鱼再怎么长都可能出问题。

结合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觉得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现在社会上把孩子的成绩看得太重了，竞争和内卷太严重了，大家都在内耗，孩子的物质很充足，但似乎越来越不快乐。

他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社会上的某种氛围，确实会对儿童青少年产生影响。可是，如果把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社会，这就不理性了。

这是一种外归因模式，很容易会让很多父母认为：噢，原来孩子之所以生病，主要是因为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社会的影响固然有，但这种“一遇到事就埋怨社会”的归因模式其实非常不理性。每个时代和社会都有其独特机遇，也有其弊病。

现在国内的学业和就业竞争是很大，但正是这个互联网发达的信息时代，让很多家长学习到更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他们的孩子既真正优秀，也真正的心理健康。

也正是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了比以往更加多元化的职业和机会，很多人哪怕成绩以前不好，一样能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过上幸福生活。

反过来看，难道在精神心理障碍发生率较低的国家和社会，那里的“池塘水”就一定更好吗？比如印度，该国的精神心理障碍罹患率明显低于大部分国家，而且低不少。难道这说明印度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吗？

能看得懂真相的人就知道根本不是。印度的精神心理障碍罹患率低，主要与该国的宗教信仰有关。大部分印度人通过宗教信仰将所受的挫折和苦难合理化、平常化，他们相信“轮回”，安于命运，缺乏抗争、进取意识，处于“躺平”状态。

但事实上，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印度的阶层固化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很多底层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很多地方还存在种姓歧视、性别歧视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将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社会。

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个家庭的最重要角色是父母。父母们与其说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还不如深刻地反思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同处一个社会和时代下，大部分孩子能心身健康长大，但我的孩子却出了问题？

为什么大家都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有的孩子乘着时代的风口起飞了，但我孩子却受到特别大的负面影响？这反映出我的家庭教育方式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临床中接诊过大量罹患抑郁症、双相障碍的青少年患者，他们都曾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最常见的是父母的不当教育方式，这是他们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来自于校园、互联网等因素。

02、这些父母容易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

其实，徐凯文教授也意识到孩子患病与父母有着密切关系。在演讲中，他总结了几个父母们“不该做的”以及“一定要做的”要点。

他引导父母们要掌握更科学的家庭教育，这与我们经常建议青少年患者父母要学会“自我家庭治疗”的理念是一致的。

但对于不少父母来说，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想让他们意识到、并改变不当的教育方式，这其实非常难。

这些父母往往从小刻苦努力，能力出众，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小有成就，他们很容易产生自负心理，表现得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听不进旁人的合理化建议。实际上，他们很可能出现了偏执型人格改变，甚至到达了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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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更没有意识与时俱进，学习更科学的亲子沟通之道。

还有些父母是长期从事教育行业，甚至是校长、教育专家、优秀老师等等。他们觉得自己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怎么可能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而且，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见过大量优秀的学生，很容易不自觉地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作对比，无意中对孩子造成大量心理伤害。

所以，成功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教师群体的子女罹患精神心理障碍的比例并不低，我们在临床中就接诊过不少这类患者。比如曾被其他精神科大夫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小虹，她的母亲就是校长及教师；

还有抑郁症患者俊辰，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6个大人都非常爱孩子，重视孩子的教育，却还是在家庭教育上出了问题。

在孩子刚出现精神心理症状时，这些父母仍旧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以为孩子只是暂时遇到一些坎儿了、叛逆期了等等，甚至有些比较无知、自大的父母还会认为孩子是装病，更加严厉地指责孩子。

直到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无法上学，甚至有自残、自杀行为时，父母撞了南墙了，才不得不面对现实。这时，他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确实有问题，但还是难以知道自己具体错在哪里。

我们在临床中为患者父母进行深入的家庭治疗时，会将我们在为患者进行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时所发现的心理创伤事件一一告知他们。这些创伤事件就能够具体反映出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犯了哪些错误，促使他们幡然醒悟，更好地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

我们接诊过的双相障碍患者伟涛，他父亲的自我反省过程就是个典型例子。伟涛的父亲事业上有一定成绩，他认为家庭分工就该男主外、女主内，所以他很少陪伴孩子，经常应酬，不但经常回家时喝得一身酒气，甚至有时把朋友都招来家里闹个通宵达旦。

这惹得伟涛的母亲非常生气，经常数落丈夫：“你要是因为喝酒住院，我可不管你！”

以上情景在伟涛成长过程中反复出现。他一方面很讨厌父亲这些行为，一方面又经常感到害怕，非常担心父亲的身体。以至于他的脑海里甚至有个画面：父亲真的喝酒进了ICU，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而母亲真的不来照顾他，眼看家里就要失去了支柱。

虽然这个画面不是真实的，但因为反复萦绕着伟涛，形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这是他容易焦虑、恐惧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深度催眠下找到并修复了这些心理创伤，并详细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非常震惊，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爱应酬、爱喝酒，给孩子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他回去就对儿子说：“爸爸一定会戒酒！”伟涛和他母亲吓了一跳，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后来，这位父亲不仅真的戒酒了，而且对妻子和儿子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懂得真正关爱他们。

希望广大父母要吸取患者父母们的教训，认识到自己的认知边界，回到家时要切换好角色，保持谦卑和学习意识，不要等到孩子罹患精神心理障碍、且病情严重时才后悔莫及。

03、父母要承担引导孩子“成人”的重任

徐凯文教授还提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要回归学以成人，呼唤和帮助我们的孩子升级心灵。

我认为，在“学以成人”这个方面，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学校教育。

在如今的教育模式下，学校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走向“成才”。而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成人”，即具备完善的人格、健康的精神心理、积极的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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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成人”和“成才”是分不开的。因为在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的因素中，最核心的是逆商（AQ），其次是情商（EQ），再其次才是智商（IQ）。学校教育重点在于知识传授，而学习成绩只是体现了一部分智商。

所以，培养孩子的情商（EQ）与逆商（AQ），尤其是逆商，这个任务主要就落在了父母身上。如果孩子具备了越挫越勇的高逆商，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他们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而在学校教育方面，教育工作者也要有意识地将教育学和科学心理学结合，掌握培养学生成人成才的规律，帮助学生塑造高效学习的状态，让孩子对学习产生浓厚兴趣。如果能做得更好的话，教师还应适当地给予学生们一定的人生指导，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三观。

这类教师是真正的“教书育人”，与父母形成良好的“教育联盟”。可现实情况是，有意识、有能力做到这样的教师并不多，教育孩子成人的重担仍主要落在父母身上。

很多父母可能会觉得无奈，“以前我们的父母只要把我们养大就行了，可现在当父母要做那么多事情，也太难了！”

确实，在家庭教育方式这方面，现在这个时代对父母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希望家长们及早接受、并面对这个现实。

现在的孩子出生在物质丰富的时代，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类的生理、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诉诸于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一代孩子的情感需求非常强烈，父母除了把孩子养大，还要提供心理滋养。

虽然父母要付出很多，但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这一代人与自己的父母是比较疏远的，虽然我们会尽到赡养的责任，但很难对父母说说心里话，甚至还是容易跟父母发生矛盾。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父母当年终日为了生计奔波，没有意识和闲暇走进我们的内心。

如果现在这一代父母有意识地走进孩子的内心，掌握更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与孩子培养出亲密的亲子关系，孩子发自内心地爱父母、愿意亲近父母，这对于父母来说是最幸福的、最珍贵的回报。

最后，我还想提醒广大精神心理卫生从业人员，我们也要加强自我反省，不断认识到自己的认知边界。

徐凯文教授在演讲时，分享了一个亲身经历。他在北大开了一门课《心理创伤治疗》，学生们有两周的试听时间。

两周后，有一名学生前来询问徐凯文教授。他说徐凯文教授的课讲得特别好，可接着话锋一转，又问徐凯文教授这门课给分高不高，如果给分不高，他就不选了，因为担心会影响绩点。

徐凯文教授说自己感到生气，“难道你到最好的大学里，你能够听最好的老师的课，收获得最好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个分数吗？”

徐凯文教授为自己在北京大学这所顶尖学府里任职而感到自豪，这可以理解。但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最好大学里最好的老师”，并认为自己的课程是“最好的东西”的话，这有可能暴露出他自以为是的一面。

而且，他的《心理创伤治疗》课程对心理创伤是否能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抑或是与主流的心理学流派一样仍旧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我对此持有疑问，更希望能有机会与徐凯文教授交流。

当然，以上建议并不是质疑或否定徐凯文教授，他的研究调查和公开发言，令大众更加重视青少年、大学生的精神心理状态，这是意义重大的。

只不过，作为精神心理卫生从业人员，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为大众提供服务，更深入地理解、解决青少年的精神心理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意识到自己的认知边界，从而在学术上能够保持谦卑之心，不断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