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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明帝时期（公元515年—528年），都城洛阳来了个波斯僧人菩提达摩。当时洛阳城里寺庙很多，菩提达摩一时看花了眼。当地人说，这算啥，你还没去永宁寺呢。

闻听此言，菩提达摩立马赶去永宁寺，还没到近前，就被震惊了：“见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那是寺中一座九层佛塔，高90丈，塔顶上有表刹，又高出10丈。连装饰带佛塔，足足100丈高，妥妥的洛阳地标、彼时的摩天大厦。佛塔上上下下挂着130个铜铃，风吹铃响，十几里外都能听到。

佛塔北面有一座佛殿，殿中有一尊高大的饰金佛像、10尊和人体等高的佛像、两尊玉雕的佛像、3尊珍珠绣成的佛像、5尊金线编织成的佛像，制作精巧，冠绝当世。

此外，还有寺僧的住房、华丽的楼台1000多间，无不雕梁画栋，难以言表。至于绿化情况，更是松柏参天，香草护阶。寺庙的碑文上写着：“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意思是说，印度的宝殿、天界的宫室，没有一座能超过永宁寺。

逛了一圈下来，菩提达摩赞叹道：“真是鬼斧神工啊！我游历过很多国家，几乎走遍天下，从未见过如此恢弘气派的寺院，任何佛教胜地都没有这么壮丽的建筑啊！”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双手合掌，一连好几天，赞颂不已。

这个故事来自《洛阳伽蓝记》一书。作者是杨衒之，正史里没有他的记载。关于他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生卒年都不清楚，推测他的活动年代主要在北魏末年到东魏这一段时间。

伽蓝，是梵文僧伽蓝摩的简称，指的是寺院内的土地和建筑物，代指寺院。顾名思义，这本书介绍的是洛阳寺院的情况。

我们都很熟悉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说的是南朝崇佛盛况，北朝其实也不遑多让。

北魏时，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后，佛教大昌。仅20多年间，北方寺院就增加到1.3万多所，京城洛阳内外，更是达到1000多所。

后来，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杨衒之出差到洛阳，看到昔日繁华的都市，已成一片废墟。野兽出没其中，众鸟在此安巢。曾经金碧辉煌的寺庙楼塔，破败失修，长满了荆棘野草。

曾经登临过永宁寺佛塔的杨衒之，“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故迹”，回忆过去的盛况，写下《洛阳伽蓝记》5卷，想着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资料，并表达自己对王朝兴衰的看法。

之前洛阳佛教全盛之时，寺庙太多了，不能全写，所以杨衒之只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寺庙去写，先城内，后城外，城外又以东南西北为序。在文章结构上，先写立寺人、方位、建筑、环境，再写与之有关的人和事、传说和逸闻，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此评说：“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

书中所写寺院，有数千字长文，也有百余字短章。而所有记载和描述，又基本统一在“帝王迷信佛教导致国家衰亡”这样一个主题之下。

比如全书开篇的永宁寺，通过描写其规模宏大，连外来的和尚为之倾倒，来说明“营建过度”的本质，而如此奢侈建寺，并未带来福报。紧接着，书中就记载了与该寺有关的重大历史事变——将领的叛乱、皇帝的被杀、朝政的争夺，最后北魏分裂。而所有的事件，都是从北魏君臣的佞佛建寺、鱼肉百姓发端的。

唐代僧人释道宣认为，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的目的，就在于揭露王公皇族建造了那么多寺庙佛塔，哪一样的背后不是“百姓卖儿贴妇钱”？

《洛阳伽蓝记》写了几十座寺庙，如果不在写法上用心，很容易写得雷同。杨衒之精准地把握住了各座寺院的特征，有时只用淡淡的几笔就能勾勒出。

永宁寺，极写浮屠之高，登顶后，“下临云雨”；景乐寺，建筑一笔带过，却用不少篇幅描述寺中令人目乱睛迷的奇术、幻术；法云寺，是西域乌场国昙摩罗所立，特别点出“胡饰”特征；高阳王寺，描写了中国古典建筑最突出的特征，即“飞檐反宇”；大觉寺，突出写其形势紧要，“实为胜地”……

《洛阳伽蓝记》为后世推重，还有一点，就是它提供了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宝贵资料。我们今天对法显和玄奘的西行求法故事很熟悉，但其实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位宋云，也做了同样的事。

宋云是敦煌人，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年底，受朝廷委派，和惠生等人前往天竺求取真经。他们从洛阳出发，一路西行，到达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回国，带回大乘经典170部，并将沿途所见所闻和各国风土人情写成《宋云家纪》一书。这是研究我国北魏时期与中亚、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诸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民俗风情的宝贵文献。可惜此书后来佚失了，幸赖《洛阳伽蓝记》的引用才保存了一个大概。